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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于都城位置的选择，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侯仁之先生的《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更多地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论述，可谓高屋建瓴，独树一帜。
侯仁之先生与他的手稿
1941年侯仁之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因保护抗日爱国学生被日军逮捕，并关押在日本陆军监狱。他在狱中构思“北京都市地理”的腹稿，论述北京地理位置的重要战略地位。1942年6月，他被日本军事法庭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刑一年，缓刑三年。在获得保释之后，侯仁之便以“蝇头小楷”将腹稿移于纸上，以备日后讲课、写作之用。
这份“狱中腹稿”，虽然已经过去了80年有余，但是这些可以称之为经典的论述，仍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好好阅读。
侯仁之先生认为，北京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历史都会，有它特殊的地理地位上的重要性。这就需要从现代地理学上“地理区域”的概念出发，把北京局部的地理地位，放在整体的地理地位的关系上来加以分析：
首先，从自然地理区域的观点来看，北京正好处于两大自然区域之间：其南为华北平原，其北为蒙古高原。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自北京向南逐渐展开一个面积近4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这就是我国最大的平原——华北平原。这个略呈三角形的平原，其北面的顶点就是北京；其底部，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原”。如果这个“三角形”的底边再往南推，则可以一直延伸到长江沿岸，即中国地理上所谓的扬子江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区域在南宋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区，历史上曾有杭州、南京为都。由此，侯仁之先生认为，这个“三角形”的大平原之内所有贯通南北的交通路线，如果是自北而南，就会以北京为共同的出发点；如果是自南而北，又以北京为最终的辐射点。后来修成的京浦、京汉两条铁路线就是最好的说明。
呈东西走向、横亘于北京北面的燕山山脉虽然是南北交通的最大障碍，但布列其间的山口，如南口、古北口、独石口、喜峰口等都环列于北京小平原的边际，成了南北往来的天然孔道。所以，无论是从华北平原北上，抑或是从蒙古高原南下，都必须以北京小平原为交会之区，而北京就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成为把扼南北交通的总枢。
再从人文地理的区域观点来看，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冀北山地，既是两个不同自然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又是两种不同经济、不同文化之间的过渡地带。在其南是农耕文化，其北则是游牧文化。两种不同经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历代北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之间的“攻守战”。
在侯仁之先生看来，“攻守战”胜负的关键之所在，要看北京这个“过渡地带”的命运掌握在谁手里：如果掌握在南方中原农耕民族的手里，那就可以从容设险，因地制宜，或许北边可以无大患；但如果是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占，那就有可能乘势南下中原……而北京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有着重要作用的大都会。历史上契丹族政权的辽朝、女真族政权的金朝、蒙古族政权的元朝以及满族政权的清朝等都设都于北京，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从辽至明清，北京的城址有过多次变迁。侯仁之先生认为，“真正建都于北京的，不始于辽而始于金。”金之建都于北京，除去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而外，海陵王醉心汉文化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海陵王迁都之议既定，便下令调拨夫役，大兴土木，一方面把原辽南京城的东南西三面向外展拓，一方面又大筑宫室。
金中都宫室的建筑，不但其规制仿自汴京，就是一部分建筑材料也是由汴京劫掠而来。所以，从建筑承袭的关系上看来，北京现存的宫殿建筑，清袭于明，明承自元，元承自金，金又承自汴梁，汴梁则上承洛阳与长安。脉络清晰，自有渊源。
侯仁之先生还提到，元朝大都城内的宫殿是建筑在一个石砌的、呈工字形台基之上。这种手法又为明清北京宫殿建设所传承。人们今日看到故宫的主要建筑，由上、中、下三部分构建而成：上部为殿顶，中部为墙壁、窗棂以及门户，下部为殿基。尤其是三大殿的殿基，由数层汉白玉叠合而成，周边又围以石栏，格外壮丽。
这种传承，也是北京城特殊的历史意义之所在。《金史》中对金海陵王营造金中都有记载：“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
金代宫殿建筑中最特殊的一点，就是琉璃瓦的普遍应用，这也成为后来北京宫殿建筑上最显著的特色。
金人的建设远不只对城池宫殿，而且还着力于对近郊名胜的开发。例如玉泉山就是因为金章宗初建行宫于此，此后渐渐兴建起来的；香山也是如此。金章宗还调用民夫工匠兴建卢沟桥，而今它也成为一座重要的纪念物。不但如此，金章宗更把金中都东北郊外的天然湖泊加以人工疏浚，然后辟治园林，建筑行宫，以为游息之所。这就是现在北京城内“三海”的前身。
北京城最初奠基于元，号曰“大都”，蒙古语为“汗八里城”，就是“大汗之城”的意思。元代，这座新城的建设，与金中都东北郊外的一片湖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这片湖泊自金以来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风景中心，同时，给水也格外便利，这也是游牧民族所极其重视的。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元朝的宫室分建于今中南海的东西两岸：皇宫在东，约相当于今故宫之地；太子宫在西。这样的规划设计明显表明是以湖泊为中心的。
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水源。从金代开始，就非常重视北京近郊水源的开发。金代，引浑河（今永定河）之水一直往东，再到中都的西南城下，用以转运西山木石，并命名为金口河。其后又因水道坡度太大导致泛滥，也就慢慢地淤塞了。
元建大都后，开凿通惠河，解决了北京城作为全国都城的一个地理上的大问题。
辽之疆域仅至于白沟水，金人虽已拓至淮河流域，但仍是与南宋分庭抗礼的局面。到了元建都北京，那已是统一了全国。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如何维持远在北方的政治中心——大都的日常运转，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元朝如此，明清两朝亦莫不如此。
元代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有了漕运制度的发展，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米粮，借用自然水道进行运输，集中之后，再转运北上以达于京师。
当时，元人一方面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另一方面又倡导海运，且终元一代，因为运河初开，规制未备，海运始终不废。至明代，河运大开，海运遂罢。当时，无论是河运，抑或是海运，都必须先运到天津，而后通过白河达到通州。
由通州至京师40里，并无自然河流。欲使东南之漕直达城下，必须用人工开凿河道才有可能。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北京附近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北京城至通州已是比较平坦的一段，然而路隔40里，地势已降40余尺。因此，如果要开辟漕运水道，就会遇到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自然水源的探求；二是地形测量的准确；三是工程技术的精湛。郭守敬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探得昌平县西南有白浮诸泉，以此用为水源，一面绝其东去之路，一面筑南北长堤50里（即白浮堰），引其水南下直达青龙桥，然后合一亩诸泉同随于七里泊（即今之昆明湖），再由七里泊开河，东南直入京师。河流由京师西城入，从南城出，然后东下直达通州，其间共建闸二十四座，是为通惠河。河道既成，由南方而来的漕船，就可以直驶大都城内。
读完《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这本书，就不难理解三千多年来，北京何以从一个原始的聚落成长为邦国的中心、隋唐时期的边防重镇、辽代的陪都、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以及明清的北京城，乃至在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供图/朱祖希
编辑/李喆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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